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

　　——《走近北大》《走近北大》，钱理群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

　　（一）

　　刚刚闭幕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看到了无数的文章，当时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印象，时过景迁，已记忆模糊了；唯有一篇发表在边城小报上的短文，却使我如揣烈火，至今也仍然感到那烧灼于心的疼痛。我要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北大是一个象征，也是一种寄托。

　　远在边远之地的我们，在百年北大的喜庆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们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种神秘的崇高与激动。随着辉煌的展示一天天地过去，一种淡淡的失望却悄悄地来到了心头。

　　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见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听说你们有《北京大学学报》，可惜它只高居圣坛，民间没有它的身影。

　　尊重科学与理性的北大，当你推出了《北大旧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青春的北大》等等几十种书刊时，为什么就没有《文革中的北大》、《红卫兵与北大》呢？难道精神的反思与自审不在百年北大的关注范围吗？但我辈真是不明白，北大的传统与理性为什么就不能阻拦红卫兵运动在燕园的疯狂？人称带有“兽性”的红卫兵队伍里，为什么就有“北大方阵”？

　　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上你有这么多可堪称道的包容，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风范何在呢？直到今天，也还有北大人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并因此成了“严加防范”的对象。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

　　论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

　　北大！你应该永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神。我们愿跟着你，参加那必然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北大！你准备好了吗？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1998年6月15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

　　人们（特别是北大人）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却不能不正视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其中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为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黑暗与丑恶！当某些人用夸大北大的光明面（本来北大的光明面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根本用不着夸大其词）来壮胆，声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败”时，却正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缺乏自信与空虚。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自称五四传统的继承者的北大在纪念自己的百周年时，竟然“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怎样的耻辱与悲哀啊！

这确实是一个关口：你要真正进入北大的真实的历史吗？那么，你就必须如鲁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气正视：蔡元培等先驱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开创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终神往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现实实现也是相对，短暂的，或许只有蔡先生实际主校的那七年间（1917—1923）；因此，它更是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存在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但它确实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及其意识，作坚决的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从而构成了北大传统的正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屈从于强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隶与奴才（帮忙与帮闲），这样的“假的知识阶级”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是代代相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尖锐性还在于，我们以上对真、假知识分子及其传统的明确划分，是就北大发展历史的总体趋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北大师生的个体，就呈现出某种模糊的状态：不仅会有昔日的战士，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奴隶以至奴才，或曾经是奴隶、奴才，以后觉醒了又变成战士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时期、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北大每一个师生都会面临着“作驯服的奴隶、奴才，还是作独立、自由的人”的选择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兽性（动物化的奴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搏斗。这样，北大传统的正面与负面，就转化为每一个北大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的矛盾。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在下文会有具体的分析）；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与奴才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这种自我逼视与反思当然不能代替与取消对制造黑暗的反动势力、制度、思想观念的弊端的批判，这也是不能含糊的。为展现北大百年的真实面貌，本书同时收录了有关北大光明与黑暗、光荣与耻辱的历史记载，但愿能引起北大人，以及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深长的思索，并在这样的思索中真正进入北大历史以及自我心灵的深处。

　　“进入”自然还有一个操作性的问题，即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走进北大历史。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是体现在教授身上，并且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的。正像季羡林先生所说，“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承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份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名人与北大·序》）。当年梅贻琦先生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正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北大的光荣与骄傲，恰恰在于它所拥有的，是一大批这样的“大学者”，而且几乎遍布全校各系；他们不仅以渊博的学识，更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吸引着全国以至全世界的莘莘学子。北大在全民族心目中的“精神圣地”的崇高地位正是仰赖于此而形成的。而今天北大的危机，恰恰在于一些人闭眼不承认这一事实，以至还存在着“书记和教授谁重要”的争论；随着大师级的老教授的纷纷离世，现有大学体制与观念上的弊端（“争论”不过是这些弊端的一个反映），又使得新的大师难以出现，北大的吸引力与召唤力正在逐渐削弱，如还不肯面对现实，及时亡羊补牢，季羡林先生所说的“身份”的“下跌”，恐怕是难以避免的趋势。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编选此书，回顾当年大师们的风采时，已无法陶醉于其间，只引发出无限的感慨。
大学里最活跃、最富生机的，自然是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他们是北大传统的接受者、继承人，但又不止于被动地接受：在校期间，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活力，参与学校传统的创造与发扬，老学生对新入学者的影响，更是传统的传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的流动性，又把学校与社会连接起来，离校后成为北大精神的实践者与传播者；可以说，大学教育的成果是最终体现在学生身上，学生的活动构成了学校生活、校园文化的基础。——这样，我们终于在北大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姑且划为“1898—1937年7月”、“1937年7月—1949年10月”、“1949年10月— ”三个时期）“校长—教授—学生”的三维空间的活动中找到了“走近北大”的通道；这也是本书编选的重点。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编选，在观照学校（特别是学生）的生活时，除了课内的学习、科研，课外的文化生活外，还对师生的日常生活，他（她）们的衣、食、住（包括校园内的环境）、行等等，给予格外的关注。因为在编者看来，在一所学校的历史中，拔尖的人物，即所谓校园内外的“名人”（我们在前文中一再提及的有重大影响的校长，最出色的教授，以及最活跃的学生），他们的特别富有创造力的活动，常常集中体现了学校的精神、传统与价值，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亮点”，也成为历史叙述中的重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大多数师生的也许是远为灰色的、平凡的活动，特别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不仅因为如鲁迅所说，“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是“生活中的一片”，不可视为“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这也是生活”……》）；而且恐怕正是在普通师生日常的衣、食、住、行与日常交往中，孕含着特定时代、特定校园氛围中的习俗、风尚，更能体现一所学校的特定的校风、校格，或者说，学校的传统（风范）是如盐溶于水一样地溶解在大多数师生的日常生活中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些看似琐屑、毫不起眼的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微妙变化，却是更为深刻地传递出一所学校、一个时代的默默行进的足音的。

　　为编选这本小册子，我读了数百万字的回忆文章，也生出许多感慨。从一开始，就接触到大量的关于北大历史的光荣、辉煌的神圣回忆，宏伟叙述，慷慨或感伤抒情，我自己也为之感动、激动不已。但读得太多，也就不免有些怀疑：北大的历史真的只是这般英雄、浪漫，而且如此相同、一致？或许这只是一种大多数人的流行观念中形成的集体回忆？因此，当读到北大七八九十年代的部分学生编选的《北大往事》扉页里的几行字：“让我们暂时放弃对伟大的颂扬，深入到幽微的往事之中。从这些个人化的讲述里，我们也许能找到伟大的根源”，我是感到了一阵惊喜的。这里的文章，都是“深入到个人的经历”中，到自己内心“找回自我生命的源头”，讲的是一个人，同一寝室里的哥儿们的故事，“真实，具体乃至琐碎”。通常用的是调侃、自嘲的语气，有人因此而认为这是对神圣的亵渎，是对北大光荣历史的消解，为之愤愤不已，甚至扬言要加以批判——北大任何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过于性急的“卫道者”，他们连别人的文章都没有读懂。其实此书的编者早已申明：“我们相信陈谷子烂芝麻里隐藏有神圣”，他们是要人们在“邂逅‘个别的北大’”中，得到“令人颤栗”的“尖锐的感觉”。我自己就是从这些个人记忆里，感到了那样一种“个性的自由发展与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它已经渗透于八十年代每一个北大人的日常生活中，失去了外在的眩目与轰动，平淡得令人不易察觉；唯其如此，在个性与创造力萎缩的世纪末的回眸中，就格外地让人感到震撼。最后，我将所有这些集体伟业的神圣怀想与抒情，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凡俗记忆，琐屑叙述，并置于本书中，我相信这将丰富人们对北大的体认。对北大的历史记忆与叙述的这些差异，其实是反映了不同时代（例如二三四十年代，五六七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的北大人各不相同的成长背景的：这本身就颇耐寻味，颇有意思。
到此为止，我大概已经将编选本书的指导思想、原则、主观意图与追求，交待清楚了。

　　（二）

　　但我还要谈谈编完本书以后，对北大精神、传统的某些联想、感悟与理解，这自然也属于宏伟叙述。——作为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我大概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我心目中的北大。

　　我首先关注的是北大历史的亮点。而且在我看来，在一个世纪中，北大曾有过三次辉煌。第一次是1917—1919年间，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大，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成为五四运动（它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运动两个部分）的中心与发源地，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的时代。这是人们所熟知并且得到公认的，可以不必多说。第二次却是被人为地淡化了的，或者说是被强迫遗忘了：那是1957年夏季的鸣放，北大师生称之为“民主运动”或“五·一九运动”（因5月19日这天北大学生自发开辟“民主墙”而得名）。本书收录的当时最有影响的《广场》编辑部所写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一文，对运动的起源、发展及宗旨，有一个简明的介绍，说这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一次运动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思想，确立了“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具体目标；同时这也是一次“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再一次提出了“重新估定价值”的口号，并且展开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人性的弱点、人际关系中的弊端的批判（详见拙作《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如果不抱成见，就应该承认，1957年的北大民主运动既是五四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与经济、政治改革的先声，是北大第三次辉煌的前导：历史的链条就是这样连接起来的。

　　记得当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蔡元培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这同样可视为对北大的评价：一所大学，在一个世纪中，能够先后三次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确实罕见，称之为“世纪辉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北大也因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在国人心目、口碑中的崇高地位：几乎成了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的象征与希望所在。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光荣”，北大及北大人似应以一种较为洒脱的态度待之。

　　重要的，也是更应该牢牢把握住的，是这些辉煌的历史瞬间所显现、所培育的“北大精神传统”。对这一精神传统，人们，包括北大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这是正常的。我自己在近年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强调了我所看到与向往的北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这里也不再重复。所要多说几句的是，在我看来，下面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北大的三次辉煌不仅是一个政治运动，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运动（或者以思想文化运动为其前奏），而后者又是以大学里的学理的研究为其基础的——这一点，在作为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特别突出的，后来的两次于此有所削弱，这就构成了后面我将要说的一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所培育的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就不仅是一种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自觉地置于体制外，或体制的边缘位置，怀着终极性的彼岸关怀，对此岸现实政治、社会、体制、现行观念、价值体系……进行不断地批判，又为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提出极富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前瞻性的理想，从而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同时，这又是一种学术的立场与态度——强调学术自身的独立性，追求作为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坚持同样是创造性的学术活动的前提的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包括对自身的怀疑与批判），而学术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则是创造：不只是对他人（传统的与外国的）学术成果的介绍与阐释，所谓“拿来”与“继承”都只是创造的前提与必要准备，而不能代替创造自身；所要培养的不是单纯的操作型的技术人才，而是研究学理，能够提出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方向、新方法……的开拓型的创造性的学者。因此，“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既是北大的政治、思想传统，同时也是北大的学术传统。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都产生了前文所说的巨大影响，从而达到了政治与学术的相对统一。
但政治与学术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事实上，前述政治与学术的相对统一也是在二者的紧张关系中达到的。几乎所有的北大人，从校长，教授，到学生，都面临着二者之间选择的艰难。蔡元培校长后来提出著名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主张，就是试图提出一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实践起来也有许多困难。做过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长、校长的胡适，更是一语点破了在中国的现实境遇中矛盾的焦点所在：“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了”（《五四运动纪念》）。问题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建立健全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之前，青年学生的干预政治，发挥其先锋与桥梁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且不只是“牺牲学业”；学生干预政治是一种青春政治，本身即会产生许多严重的问题。当年鲁迅先生就曾经针对由激情唤发起来的青年学生的群众运动易于陷入“非理性”，而提醒“点火的青年”，一定要对群众“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杂忆》）；鲁迅更是一再地呼吁，不要“赤体上阵”，“虚掷生命”，对轻言牺牲者保持高度的警惕（《空谈》）。充满政治激情，而又毫无政治经验的、不成熟的年轻学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是很容易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的。这在北大的百年历史中，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我说的是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北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那据说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起了在全国范围内点火的作用的。现在已经清楚，这一切都是被操纵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北大人（全校师生员工中的大多数），如此狂热地卷入，并且在卷入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从而构成了北大百年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问题更在于，卷入运动的绝大多数北大人，甚至那些暴行的制造者的多数，都是怀着巨大的政治激情的。这是不是可以说，人的内在激情被唤起，如果同时诱发出人的本性中的恶，又陷入非理性的放纵，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呢？这些问题当然有待于从不同方面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不是我这里所能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了北大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巨大政治参与热情，有可能被利用的危险。这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当然，也不能因此走向否认政治参与的另一极端；如前文所说，这种参与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要在这样的参与中注入更多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更要强调参与过程中的独立思考，怀疑主义的批判（包括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民主意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尊重与保护，将大学的政治参与真正建立在学理的研究的基础上，等等。本书收入了有关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部分回忆与反思，作为对那位贵州边城的朋友文章里的呼唤的一个响应；希望能够引起北大人与关注北大命运的朋友们更为深入的思考。这样，我们“走近”北大，就不只是观赏校园风景、闲听文人轶事，还能多少掀起点心底微澜；我这半个多月以来冒着酷暑编书的辛苦，也算是有了代价。

　　——但愿如此吧。

　　1998年8月23日写毕于燕北园